12月23日，由法治日报主办，主题为“聚焦真实与安全·大病筹款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圆桌访谈在北京举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来自慈善、法律以及企业等部门相关学者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大病筹款平台的信息真实、资金安全、权责划分等核心议题，共同讨论大病筹款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凝聚行业共识。与会专家认为，大病筹款是社会救助体系以及医疗保障建设的有益补充，多方共治是实现大病筹款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图注：法治日报研讨会现场
2024 年 9 月，民政部联合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管理办法》，明确了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运营规范和监管要求，并于同年 12 月指定水滴筹等三家平台开展相关服务。一年来，筹款信息真实性核验与资金安全成为行业合规运营的底线要求，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次研讨会旨在总结《管理办法》实施成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推动大病筹款行业在规范中前行。
展开剩余85%强化多方共治，破解信息壁垒困境
因罹患霍奇金淋巴瘤，兰某飞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然而，发起筹款不到一个月，兰某飞就在多个社交群聊中晒出新房照片。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捐助人的质疑和举报，水滴筹也将其筹款通道关闭。水滴筹官方发布声明称，兰某飞多次向平台隐瞒家庭房产，目前平台已将其列入“筹款人失信”黑名单，永久禁止发起筹款，所筹善款已全部退还给捐助人。
这是发生在水滴筹平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平台的及时反应和决策有效维护了公众利益，但也暴露出大病筹款行业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救助案例中，确保筹款信息的真实性？在信息核验的议题上，专家们形成多项共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教授王振耀特别指出，大病导致的支出性贫困，与传统意义上的收入性贫困在逻辑上并不相同，不能简单套用低保的家庭收入核查标准。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研讨会中表示，理论上政府、平台、公众、第三方审计的权责边界清晰，但实践中信息核查与资金使用合规的核心责任过度集中于平台。比如，大病筹款平台无法直接查询筹款人不动产登记、银行存款、车辆产权等数据以及民政、卫健、公安、金融等部门的数据系统尚未完全打通，平台可以对用户提交申报的信息进行审核查验，但仍缺乏合法的信息查询渠道，所以应当有一定容错意识，避免对平台造成过度苛责。
作为筹款案例的发起者，《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规定平台应当告知求助人、信息发布人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栗燕杰表示认同，求助人和发布人对信息真实要承担首要最基本的责任，如果发生虚假，首先要追究的是信息发布者的责任。
如何有效化解平台在信息核验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提出，应细化民政部门查验标准，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设计便捷的举报与验证机制，利用大病筹款熟人社交圈让公众参与信息监督，平台对举报线索及时响应、公开核查结果，形成 “平台审核 + 公众监督” 的双重防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从法律实务角度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步形成“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若平台已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到应做之事，应当依法予以适当免责。
在公众监督方面，水滴公司品牌与公众沟通部副总裁郭爱娣介绍，水滴筹已在产品设计上设置了“证实”与“举报”机制，筹款人须经熟人验证后方可提现。过去一年，平台通过举报核验并终止筹款的案例达1403个。此外，对于接收到公众举报，平台一旦核实发现求助人存在隐瞒、虚假、伪造等行为，会立即冻结筹款、终止项目、调查处理，对于已经提现的会全力追回款项并退还给捐款人，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也会联动公安进行严厉打击。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赵晓芳认为，这种“熟人认证”机制契合中国社会的差序信任传统，值得进一步推广。
保障资金安全，意见征求遵循捐助人意愿
为了保障资金安全和透明化，早在2020年，水滴筹就已经和平安银行签署资金托管协议，成立“大病求助平台资金专户”，每一笔水滴筹的捐款都是直接进入在平安银行设立的专户，跟水滴筹的自有资金是完全隔离开的，实现了专门管理、专门使用，确保筹款资金的流转安全。
但是即使这样，在资金使用环节，监管同样面临难题。大病筹款平台通常情况下是将善款直接拨付到个人账户用于大病患者疾病治疗，但后续资金是否用于治疗，平台难以有效追踪。面对这些现实困境，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金锦萍认为，大病筹款平台需要做得复杂一点，要求用户提供发票报销以及分批次打款，但相应的平台所付出的成本也会非常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栗燕杰认为需要强化信息共享，信息越充分问题就越容易解决。但同时他也认为，类似的查验要求与运营成本成正比，与救助便捷性成反比，过度追求救助的完美无缺，反而可能延误患者救治时机。
为了确保前端筹款环节资金安全，平台要求患者把所筹款项定向用于疾病治疗，确保专款专用。在水滴筹的筹款页面，平台会公示银行打款对账单以及患者医疗票据，以提升资金的透明度。对于大额筹款，平台也会采取对公打款以及分批次打款。然而在实际筹款中也会有个别困难家庭，想要申请筹款的余款用于家庭开支。
今年5月份，平江一家四口因为火灾重度烧伤，在平台筹款300万，后来两名患者去世，家属希望申请将剩余款项用于家庭里孩子抚养教育以及赡养老人。依照平台的规则，所有筹款都只能用于患者的疾病治疗。为此平台通过征求 14 万捐助人意见，实现余款的合理分配与退还。对此，在场的专家给出不同的看法。
谢琼提出，从法理上讲，大病筹款主要用于疾病治疗，不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如果家庭有实在的困难，可以另外发起其他的救助。栗燕杰则建议，按照《慈善法》以及《管理办法》肯定返还优先，但是平台也可以征求捐款人的意愿。
王振耀认为水滴筹意见征求的形式值得肯定，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平台通过征询所有捐款人的意见，来决定剩余款项是否可以用于困境家庭老人赡养和小朋友的抚养。他强调，大病筹款行业的解决问题需要各方协商，不是给标准答案，协商才能推动良性的机制形成。
信息公开透明，多方共建行业信任
大病筹款的信任构建，始于信息公开，终于多方协同。唯有推动民政监管、平台运营、社会监督、第三方审计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以全链条信息公开破解信息壁垒，才能重建行业公信力，让大病筹款真正成为传递善意、救助急难的可靠渠道。
王振耀指出，目前全国每年自付医疗费用5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近400万人，自付资金总额近2000亿元。大病筹款平台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在解决患者 “最后一公里” 救助需求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以海南 “海惠帮”、浙江缙云县的实践为例，肯定了平台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联动的救助模式，强调行业发展应跳出单一环节，推动与公共医疗、救助体系的深度融合。
此外，他还提出了“四个不要”：不要追求无风险操作，不要只谈程序而忽视结果，不要混淆大病筹款与低保的制度边界，也不要脱离公共医疗体系孤立讨论平台规则。他强调，“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比追求消除所有风险更为重要。”
民政职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赵晓芳则从价值共创视角建议，行业应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全链条透明化，构建政府、平台、公众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推动平台从筹款工具升级为资源连接器，深化与医疗、慈善、保险机构的合作。
在专家们看来，大病筹款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多方共治的地方探索值得进一步推广。谢琼则从信任重建的角度总结认为，需要从规则构建、认知共识和协同行动三个层面持续发力。她指出，水滴公司在海南、浙江、广州等地的实践表明，政府主导、平台参与、信息打通、资源整合，是多方共治的共同特征，“不是条线作战，而是大家瞄准同一目标，从各自角度共同发力”。
此外，专家们还围绕大病筹款平台中的保险保障话题展开了讨论。大病筹款行业的发展从风险感知、需求唤醒、认知普及三个层面，显著提升了大众的保险意识。无论是对于其本人还是家人，都希望能有一份保险保障。众多专家对此也表示认可，但也强调平台需要事先做好告知，要充分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王振耀认为，商善融合是商业文明结构性转型的核心，平台的商业探索可以解决用户之急、满足用户之需。金锦萍认为在筹款平台为用户提供相应的保险保障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核心在于满足用户需求。谢琼认为从预防和风险承担上来讲，平台需要做好保险告知，同时可以定制更多带病人群可购买的保险产品，给用户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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